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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永利电子有限公司 - 鲜为人知:没有这三位少数民族人士,红军长征变数增多!

时间:2020-01-10 14:37:31浏览:3150 作者:匿名

  摘要:当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的时候,当时的舆论认为,“国共胜负已成定局,红军已是死路一条”。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却是:纵有千难万险,红军最终还是挺过来了!鲜为人知的是,这三位此前没什么交集产生的人其实有一个相同的身份:他们都是少数民族!由于没能将中共中央及其统帅的将近10万红军彻底剿灭在赣南闽西的山岳地带,他的许多部下未免有些沮丧,但这位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要乐观得多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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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永利电子有限公司,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常常交织在一起。当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路的时候,当时的舆论认为,“国共胜负已成定局,红军已是死路一条”。而国民党也认定红军“流徙千里,四面受制,下山猛虎,不难就擒”。然而,谁也没有想到,就是在这样一条去向渺茫的“绝路”上,向死而生的红军居然走出了绝境。在这中间,桂系将领白崇禧、彝族首领小叶丹以及一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苗族战士,似乎都有意无意地改变了长征的进程。

第一军情作者:张岩松

谁都没想到,红军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。

长征的起步,并非高歌猛进而是被迫突围。1934年10月,8.6万中央红军告别苏区父老,开始踏上新的征程。在接下来的一年里,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相继倒在了漫漫征途中;即使对那些走到陕北的7000多名“幸运儿”而言,所走过的两万五千里的长路也是处处险象环生……

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却是:纵有千难万险,红军最终还是挺过来了!

80多年过去,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再来回首长征路上所发生的一切,依然会感觉到许许多多的“不可思议”。其中之一便是,无数中国人的命运从此被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了一起。这些人中,不乏“扭转乾坤”的“特定人士”。毫不夸张地说,没有他们,这场万里长征乃至中国历史很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譬如,白崇禧、小叶丹和一位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红军战士。

鲜为人知的是,这三位此前没什么交集产生的人其实有一个相同的身份:他们都是少数民族!

蒋介石对红军的突围而去另有想法。

白崇禧“放水”,红军艰难闯过湘江生死关

接到红军向西而去的情报之后,蒋介石并不感到意外。由于没能将中共中央及其统帅的将近10万红军彻底剿灭在赣南闽西的山岳地带,他的许多部下未免有些沮丧,但这位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要乐观得多。他安慰这些人道:自古农民造反,不过两种方式,盘踞和流窜。倘共军久居江西而坐大,那时再根除这个祸患势必劳时费力。现既已捣毁其巢穴,迫其西去,则调集兵力剿灭其在路途之上要容易得多。

不过,在这套冠冕堂皇的背后,还隐藏着蒋介石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!那就是在调集重兵驱使红军一路西去的过程中,势必使其与割据西南诸省的军阀相互残杀。届时无论谁胜谁负,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最终都是那个捡便宜的渔翁。

蒋介石的这招“驱虎吞狼”之策不可谓不毒辣,但有个人却早已识破。这个人就是白崇禧!人称“小诸葛”的白崇禧出身回族,保定军校毕业后入广西军队担任下级军官。军阀混战年代,白崇禧审时度势,联合新桂系另一领袖李宗仁,遥尊广东革命政府正溯,驱逐旧派军阀陆荣廷,统一广西全境,一举成就新桂系之基业。由于同蒋介石明争暗斗多年,“小诸葛”对这位老对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清二楚。也深知自己应该怎么做!而白崇禧的这一举动,在不经意间改写了长征甚至后来的历史。

白崇禧识破了蒋介石的 “驱虎吞狼”之计。

1934年10月至11月底,虽然中央红军连续突破蒋介石的三道封锁线。但由于博古、李德等人的意图过于明显,以致对手很快判明红军此行的目的地在湘西。蒋介石又布下第四道封锁线,计划以湘桂两省边界的黄沙河为界,桂军担任兴安、全州、灌阳至黄沙河(不含)一线防御;湘军担任衡阳、零陵、东安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。他电令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健,务必两军协力,聚歼红军于湘江岸边。对于蒋介石的命令,白崇禧留了个心眼。他在调动部队沿江布防的同时,特意派人去看看尾随在红军之后的中央军都在做些什么。结果,传回的情报是:中央军虽然以大包围的态势跟在红军之后,却始终保持两日的行程;而当红军逼近湘江之际,追兵却徘徊在新宁东安之间,迟迟不到,已有7日之久。

由于白崇禧“放水”,红军虽损失惨重,却侥幸闯过了湘江生死关。

白崇禧马上明白了!他在咒骂老蒋“用心狠毒”的同时,迅速调整桂军的防务:将设防重点南移至桂北龙虎关,以此为核心阵地,确保全州、灌阳与兴安万无一失。本来,沿桂军之作战轴线大致是湘江岸边南北布防的,其防线北延与同样态势的湘军可若一道铜墙铁壁,横亘在红军的前方,而调整之后的桂军防线则变成了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向。由于“小诸葛”防蒋甚于防共,那扇本来对红军紧闭着的大门被打开了一条缝隙!那以后,虽然因李德、博古的贻误战机,红军损失惨重,仅剩3万余人,但总算还是冲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。

“小诸葛”毕竟是“小诸葛”,湘江之战后,白崇禧专门让人拍摄了一部电影纪录片送到南京,既表功又堵蒋介石的嘴。不过,据说片中的红军俘虏大都是用当地老百姓装扮的。蒋介石有苦说不出,只能私下大骂白崇禧“娘希匹”。

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通过彝族聚居区时耽搁了太多的时间。

彝海结盟,小叶丹力助红军免遭“石达开厄运”

1935年5月,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后,将追兵远远地甩在身后。不过,此时的蒋介石又发现了新的机会。他发现,疾行于川西的“朱毛红军”若想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汇合,势必要横渡大渡河,四川军阀战斗力虽然低下,但凭借那道水流湍急的天然屏障,还是可以和“朱毛红军”血拼一场的。到那时,自己那个“驱虎吞狼”的计策,便又有了新的施展余地。不仅如此,时间也站在了蒋介石一边。红军固然行动便捷,但蒋介石在通往大渡河的大路上早已摆下重重伏兵,除非红军走小路翻越大凉山,穿越那一个个由彪悍的彝族人据守的村寨。这可不是件容易事!由于历史积怨,彝族人对所有汉族军队都有着强烈的敌意。当年,翼王石达开率7000太平天国大军途径这些彝民区时,一路吃尽苦头不说,还因在这里耽搁了不少时间,而最终饮恨大渡河。

自诩为曾国藩精神门徒的蒋介石当然不会忘记这段史实,他在给部下的电报中特意鼓励他们要再造曾国藩、骆秉章之“辉煌”。他的电报是这样写的:“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,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、一线中通、江河阻隔、地形险峻、给养困难的绝地,必步石达开覆辙,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。”

“彝海结盟”使得红军抢回了时间。

就这样,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川西大凉山彝族聚居区。很快,那些出没于密林之中的彝族同胞惊奇地发现:即使是面对暗箭冷枪,那些头戴五角星的汉人也并不还手,还通过翻译言明自己并无恶意。于是,他们把自己的头领小叶丹请出来应付局面。在耐心听完红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刘伯承的一番话语之后,这位精明强干的果基首领忐忑地向刘提出,能否按当地的风俗与其结为异姓兄弟?当然,此时的小叶丹还有小算盘:若能和红军搭上关系,他就可以借盟兄之力去对付自己的仇家了。对于小叶丹的结拜请求,刘伯承爽快地答应了。就在彝海边上,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,结为兄弟。不过,刘伯承不同意帮小叶丹去对付仇家,因为天下彝人是一家,天下百姓是一家,大家要团结起来,对付共同的仇家——国民党反动派。小叶丹被彻底感动了,他要尽全力帮助红军。戏剧性的一幕很快出现:红军队伍在小叶丹的向导下,顺利通过彝海向北前进。沿途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彝民,不时发出“啊吼”的欢呼声。

有了小叶丹的帮助,红军夺回了石达开失去的时间。不仅如此,在接下来的艰苦岁月里,这位曾经的部落首领牢记刘伯承“一个指头没有劲,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”的叮嘱,带领“中国夷民红军沽鸡(果基)支队”坚持斗争,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。如今,小叶丹的故乡是著名的西昌航天城所在地,小城中最鲜明的标志就是刘伯承与小叶丹“彝海结盟”的大型雕塑。

如果打不开腊子口,红军很可能会被迫退回草地。

天险腊子口,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苗族小战士

由于张国焘闹分裂,中央红军不得不于1935年9月9日单独北上。此时,毛泽东麾下仅仅7000红军。很快,一道新的障碍——腊子口挡在这支身心俱惫的队伍面前。这确是一道天险,整座大山似乎是被人用巨斧从中劈出一条缝,陡峭的岩壁直上云天。横跨在腊子河上的小木桥把两边的绝壁连接起来。要过腊子口,除了通过这小桥别无他路。

然而,要过此桥谈何容易!敌军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已在腊子口层层布防。据担负前锋的时任红4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,在“桥东头顶端丈把高悬崖上筑着好几个碉堡,四挺重机枪对着我们必须经过的三四十米宽、百十米长的一小片开阔地……透过两山之间30米的空间,可以看到口子后面是一个三角形的谷地,山坡上筑有不少工事。” 起初,红4团试图采取正面攻击的方式强行突破腊子口,但战斗打响之后进展并不顺利。由于口子太窄,敌人用手榴弹控制了木桥前面那段隘路, 50米的路面上铺了一层手榴弹破片和没有拉弦的手榴弹,有的地方已经堆了起来。很显然,正面突破行不通。怎么办?这个问题压在每一位红4团指战员心头。为尽快打开腊子口,团长王开湘、政委杨成武率领全团营、连干部直奔前面察看地形。他们仔细观察之后发现,虽然敌军在桥头修筑了碉堡,但若能派人从右侧的峭壁翻越上去,就能居高临下攻击敌人的碉堡,配合正面进攻。不久,红一军团首长林彪、聂荣臻也来到红4团指挥所,组织大家共同想办法。一番讨论之后决定:以六连在正面进攻,吸引住敌人;以一连和二连从腊子口右侧攀上崖壁,摸到敌人背后进行突袭。

红军以正面佯攻与侧后迂回的战术打开了腊子口。

不过,若要攀爬这面七八十米高的峭壁并不轻松,它几乎成仰角八九十度,简直连猴子也难爬上去。在紧急召开的军事民主会上,一个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。面对战友们疑惑的目光,这位被戏称为“云贵川”的小战士解释:自己参军前因为采药、打柴,经常爬大山,攀陡壁。“云贵川”接着说道,这面绝壁虽然陡峭,但只要用一根长竿子,竿头绑上结实的钩子,用它钩住悬崖上的树根、崖缝、石嘴,一段一段地往上爬,就一定能爬到山顶上去。这个大胆的建议团里采纳了。在战友们的密切注视之下,“云贵川”像猴子那样攀上险峻高耸的绝壁,然后从上面放下绳索,迂回部队便顺着这条绳索一个一个地都攀上去了。

很快,正面战斗也打响了,担任正面牵制任务的六连组织敢死队,与敌人展开肉搏战。关键时刻,一颗表示迂回成功的白色信号弹从腊子口背后的半山腰冉冉升起,腊子口被打开了!对于这场战斗的关键人物,即使在多年以后,人们只知道他的绰号:“云贵川”!

红军长征胜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。

桂系将领白崇禧、彝族首领小叶丹以及这位苗族无名战士,这三个人或默默无名或位高权重甚至来自敌对阵营,他们的身份、地位乃至立场迥异,但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决定了红军长征的顺利与否。对此,或许有些人视为天意,也有人会认为是偶然。然而,如果我们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之后就会发现,这种看似偶然的背后,其实是一种必然:那就是红军北上战略决策的前瞻性,民族平等政策的正确性以及普通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坚定性。

悬殊的敌我力量、恶劣的自然环境、严峻的党内斗争……长征就是这样一个“把活路堵死、向死路求生”的生死抉择,而红军就是在去向渺茫的“绝路”上获得了新生。

1936年10月,当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陕北,蒋介石只能喟然长叹:“六载含辛,未竟全功。”